在党的七大前后

党的七大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召开,肩负着总结以往革命经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和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历史使命。为了开好这次大会,精心谋划组织,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特别是紧紧抓住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领导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阐明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等重点工作和关键环节,使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在抗日战争迎来胜利曙光、延安整风取得显著成效的背景下,多次延期的党的七大,终于有了完全成熟的召开条件。

1944年5月10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召开七大的问题,安排起草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军事问题报告等工作。会议决定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做好七大的准备工作。5月21日,主持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七大的议程、各报告的负责人名单等,决定成立以为主席的主席团,在全会期间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由于时局变化,原计划开两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断断续续开了11个月。

主持起草历史决议,是六届七中全会期间为准备七大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整风期间,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确立了历史决议基本框架。任弼时以此为基础,1944年5月写成《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这是最早的决议草案稿。稿子写成后,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1945年春,开始在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上进行修改。在第一次修改中,他将题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增写了“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等内容。在第二次修改中,他强调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此后,又作了5次修改,深刻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

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来是七大的重要议事日程。1945年3月25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决定将这个决议改在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为此,3月31日在全体会议上作了说明:总结经验可以说是算账。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账,才能使大会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这次会议还讨论通过准备的政治报告和准备的修改党章报告。4月20日,任弼时主持召开扩大的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个别意见委托给七大以后的中央去采纳修改。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这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条件。

党的七大召开之际,中国人民最重要的任务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密切注视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具体指导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准备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944年,正面战场出现震惊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大片国土沦丧。当机立断,确定开辟河南、发展苏浙皖、进军湘鄂西。4月22日,日军沿平汉铁路向河南中西部发动进攻的第5天,他就命令八路军袭击它的后背,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八路军和新四军收复了原被日军侵占的大片土地,将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结在一起。一个是溃退,一个是进军,国共两党形成鲜明的对照。

根据形势的变化,预计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有可能首先进入大城市。这是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结果,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6月5日,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来执行。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建议七大的议程中增加城市工作这一项。

1945年春,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正是在这个迎接胜利的历史时刻,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这场充满了惊涛骇浪的战争,不仅锻炼了中国人民,锻炼了中国,也使全国人民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

在迎来抗战胜利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民普遍希望结束,改组政府,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顺应人民意愿,鲜明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根据的意见,在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央正式提出:“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这个口号一提出来,立刻产生巨大反响,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

党的七大召开的同一个时刻,六大也在重庆拉开帷幕。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1945年4月23日,在七大开幕词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号召为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4月24日,向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系统总结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由于执行两条不同指导路线而取得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为了全力争取光明的前途,他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中国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当时,《论联合政府》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大后方也引起轰动,很多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一些正在参加六大的民主人士看后也称赞:“说的头头是道,有办法。”

6月11日,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闭幕词中号召全党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集体,这为争取光明的前途、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提供了坚强保障。

七大结束不久,基于对和平的真诚愿望和对局势的清醒认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经过艰苦谈判,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尽管这种承认最终没有落实,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下的政府还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光明的前途,越来越多的人把希望寄托到中国的身上。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